7岁的女孩儿漂亮活泼，但因为身患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，脖子向左歪斜近40度。2024年1月，铁大钊第一次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病房里见到女孩儿时心想，“如果她脖子是正的，长大后一定是一位非常自信、好看的姑娘。”
彼时的铁大钊刚开始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博士。这个女孩儿成了铁大钊博士课题的起点。今年6月底，铁大钊的博士毕业课题正式被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。他成为我国医学领域第一位靠实践成果，而非论文获得学位的博士。
铁大钊为后来者蹚出了一条新路：青年医学生的成长，不必只挤科研论文这一条道。青年医生是建设健康中国的中坚力量。2015年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“推进健康中国建设”；2017年，党的十九大将“实施健康中国战略”上升为国家战略。近十年来，健康中国战略从顶层擘画到落地实施，众多像铁大钊这样的青年医者，把自己的成长嵌入其中。
铁大钊的手机里有近百位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患儿家长的微信，3年博士期间，他持续对这些患儿跟踪随访。铁大钊在完成博士课题期间面临着不小的压力，是这些患儿的康复成长，让他觉得这件事再难，也值得坚持。
世界级难度的手术有了分型
因为是国内首例，所以铁大钊的答辩形式也和其他学生有所不同。为了让评审专家更好地理解他的实践成果，铁大钊还准备了视频。视频里有5名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患儿术前和术后的对比。术前，孩子们的颈椎偏离中线，平视前方、摆平双肩这些普通动作，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不小的挑战。
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-2030年）》中，专设妇幼健康促进行动，强调“妇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”，并指出“出生缺陷不仅严重影响儿童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，而且影响人口健康素质”。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，正是出生缺陷中相对罕见的一种。
近些年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一共做了130多例这方面的手术。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的发病处在脖子，手术操作毗邻脑干和颈髓等重要结构，难度极高，毫厘之差就会导致患者瘫痪，甚至死亡。长期以来，国际上缺乏系统的病例积累与分类指导，临床决策多依赖医生个人经验。如何精准分型并制定个体化方案，是该领域亟须解决的临床难题。
铁大钊还记得，那个7岁女孩儿的手术进行了11个小时。手术由铁大钊老师的老师——脊柱外科知名专家孙宇主刀。铁大钊在一旁观摩时想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，可以降低这个手术的难度，让像他这样的年轻医生更快地掌握。
经过几个月的沉淀，铁大钊对130多个病例进行临床分型的想法渐渐成型。经过筛选，只有100例病例符合研究需求，铁大钊选取了70例进行分型研究，剩下30例进行验证，这70例患者的中位数年龄是10岁。
“这种罕见病异质性极强，130多个病例，几乎没有两个病例的影像表现是相似的。”铁大钊说，分型的本质是把顶尖专家脑子里的临床经验，提炼分类。
铁大钊所说的顶尖专家正是孙宇。孙宇是国内最早开展这类手术的专家之一，数十年的临床经验，让他对这种罕见病形成了系统的科学认知。
在做课题期间，铁大钊经常参加孙宇主持的手术方案讨论会，听影像分析，在手术台旁学习关键步骤背后的逻辑。这期间，他的分型工作也在不断地迭代。
其间，铁大钊还在担任住院总医师——像大管家一样，事无巨细地管理着病房工作。从早晨7点开始，铁大钊像个陀螺一样转一天，有时候晚上七八点才能下班。分型工作，只能下班后再做。
不过，住院总医师的工作，给了铁大钊不一样的视角。因为几乎全程参与患者管理，他看到了很多孩子歪着脖子来，做完手术矫正之后开开心心出院。
出院之后，铁大钊还会继续随访他们。为了在答辩现场更好展现实践成果，铁大钊希望家长们拍些孩子的视频，家长们都答应了。在最终的视频里，那些曾经歪着脖子看世界的孩子，脖子正了回来，他们玩滑板车、骑自行车过水坑、攀岩、跳绳……快乐而自信。
经过10多个版本的迭代，铁大钊的分型工作终于成型。在AI技术的辅助下，他和团队基于这套分型体系进一步开发成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。医生输入患者的影像资料后，系统便能够辅助分析畸形特点，为术前规划提供参考，让复杂病例的判断更加规范。
为后来者蹚出一条新路
2025年1月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学位法》），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，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均可作为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。
在铁大钊的老师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颈椎专业组组长周非非看来，这对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专博”）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而言，是重大利好。
2025年，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已有博士以实践成果取得学位，但是医学领域尚无先例。
怎样的实践成果才能符合博士毕业要求，这是要回答的核心问题。
铁大钊是一位临床医学专业的专博。和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相比，专博需要在临床轮转更长时间，培养能力也更侧重临床技能和疾病诊疗。今年3月，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等多位专家齐聚一堂。由他们共同把关：铁大钊的实践成果是否可以用来申请博士学位。
经过一上午的充分讨论，结论越来越清晰：铁大钊可以用这个分型成果申请博士学位。周非非说，这个会给了他很大的信心。
盲审，是接下来的难关。当时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的副院长、学位办负责人与周非非、铁大钊4人建了个群。每当有一位专家的盲审结果回来，学位办负责人就第一时间在群里通知。
第一位盲审专家的结果回来了，95分。紧接着，第二位、第三位……5位专家都给了90多分！这是非常好的成绩，因为按北京大学既往对于博士毕业论文的要求，全部盲审都超过90分的话，就可以申请学校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
答辩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领衔，7位国内骨科领域权威专家组成，教育部、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相关负责人现场监督指导。最终，经无记名投票，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答辩。
“我们把学位评价的重心，从‘论文发了没有’转向‘临床问题解决了没有、解决得有没有学术高度’。”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、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徐明表示，这既是《学位法》实施后的新要求，也是北大医学部推进分类培养改革的一次探索。
正如徐明所说，这次探索“不是降低学术门槛，而是重新定义‘学术’——让临床难题本身成为学术命题”。
这份探索，也让“以人民健康为中心”落进了人才评价这一环——解决患者的临床问题，就是最好的学术命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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